2018年8月，新加坡政府宣布在今年3月为新加坡的小贩文化申遗（编按：当局已经正式递交申请）。消息传来，举国有两种不同的声音，第一种声音是全力支持，希望继2015年新加坡植物园成功申遗之后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把小贩文化列入“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”，为新加坡申得另一文化遗产；第二种声音是表示存疑，认为新加坡的小贩文化尚未形成气候，方方面面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。

先父自1947年南来新加坡，便一直从事熟食业直至1980年代初期。我自小出生在小贩家庭，兄长姐姐都曾是先父的小贩助手，而我也从1970年至1980年代初期，当了小贩助手，对于这个行业，自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；对于政府希望为小贩文化申遗的意愿，也相当能够理解，因为这是新加坡人独有的用餐文化和联络感情的方式，有着强烈的本土文化色彩。

然而，在当局委派的有关人员干劲十足地撰写申遗计划书的同时，我认为，我们应该以务实心态来看待新加坡目前的小贩文化，确保新加坡在申遗工程上抱持一贯的严谨精神，不让感性支配理性。在这方面，我想从硬件、软件和心件三方面，谈谈我国在为小贩文化申遗上所应关注和改善的事项，务必让我国的申请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衮衮诸公的视野。

我们知道，由国家公园局管理的新加坡植物园历史久远，在本区域的植物学研究和发展上曾经有着辉煌的记录，无论是在经济或医学上，都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，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。至于新加坡小贩文化，究竟始于何时，我想不容易考证，但历史肯定不短。从早期卫生条件匮乏、食物品质欠佳的街边小贩，经过建国以来数十年的有效管理，今天的小贩摊位主要集中在组屋区的小贩中心和咖啡店、学校餐厅、购物中心的冷气食阁，它们构成今日新加坡小贩文化的主要版图，其中又以小贩中心的分布最广。

遍布新加坡小贩中心内的小贩摊主，虽然其一举一动受到环境局的监管，但管理小贩摊主与管理植物毕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。小贩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于小贩摊主的主动性与积极性，他们的食物多样化、价格竞争力、食物料理水平，是为小贩文化的硬件，对于新加坡能否成功申遗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

随着新加坡家庭结构的改变、新移民潮的涌入，新加坡人的饮食习惯备受冲击，小贩文化也起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从早期那种纯粹为了糊口的低端行业，转变为今天集团式与个体式交错的经营景观，无论是小贩中心、咖啡店还是冷气食阁，小贩食物的水平得到飞跃式的提升，其多样性也是不容否认的。至于价格，比起餐馆酒楼的珍馐美馔，小贩摊位的食物价格普遍具有竞争力。

当局在申遗时，也应该特别强调几个具有知名度的拔尖小贩摊位，例如位于中峇鲁小贩中心内，以“不见天叉烧”闻名遐迩的“忠于原味云吞面”。因着这些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提升食物品质的小贩摊主的长期努力，新加坡小贩文化景观才有可能异于他国，独树一帜。

在软件方面，我相信就是小贩文化的卫生情况了。小贩在处理食物时的卫生程度、食物本身的食用安全程度、食客在享用食物时的环境卫生程度，包括餐桌上和餐桌下（地上）的清洁程度，以及公共厕所的卫生程度，这几个卫生清洁指标，都是我们所应该重视的因素。

食物卫生是熟食行业的一大挑战，记得10年前，芽笼士乃小贩中心曾爆发印度罗惹中毒事件，殃及多人，一时人心惶惶；而大酒店和著名酒楼餐馆因食物中毒，被当局暂时吊销营业执照的事件，也时有所闻。环境局为小贩中心内的摊位制定A级至D级的四种卫生评级（编按：当局已宣布2020年起将以金银铜三种卫生级别区分），每日电讯网，我认为是一种可取的制度，这种透明公开的评级制度，让顾客有权利根据摊位的卫生情况加以取舍。

我记忆犹新的一个亲历画面是，1988年的某一天，当我与一群基层组织领袖陪同一位到选区访问的部长巡视选区时，经过某个陈旧的小贩中心，一块大而厚的灰尘块，从天花板不偏不倚地掉落在部长的肩上，场面极为尴尬。令人欣慰的是，自2003年新加坡遭受沙斯肆虐以来，大家的卫生意识大大提高，小贩中心定期进行全面洗刷清理工作，整体卫生情况已经有所改善。

1996年，时任总理吴作栋建议，要以公共厕所的清洁程度作为指标，判断新加坡创造优雅生活的进展。平心而论，经过20多年的努力，今天的小贩中心和咖啡店内公共厕所的卫生情况，已经有了长足的改进；即使仍然存在改善空间，这个空间也是不大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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